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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明哲与《温州访碑录》

2019/11/20 08:11 来源:温州日报瓯网 编辑:游历 浏览:6149

二十多年收集三百多件碑碣——

  • 本文导读:日前,凝聚我市学者吴明哲二十多年心血访寻、摩拓、整理、编注而成的《温州访碑录》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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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吴明哲在瓯海西岸唐宅访碑拓片。
位于龙湾瑶溪的明代张璁《观荷亭记》碑。
明代张璁《兄弟岩碑》。

日前,凝聚我市学者吴明哲二十多年心血访寻、摩拓、整理、编注而成的《温州访碑录》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序言作者是国内著名文化学人毛昭晰、刘曙光。毛昭晰是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、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,而刘曙光是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。该书的出版发行,是温州文化界值得庆贺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。

胡念望

吴明哲是做事从容不迫、中道笃行,为人不温不火、不疾不徐的长者,每次与我交流,话语不多,不时笑笑,而说的话通常富于人生的哲理、人性的睿智与人情的练达。认识吴明哲先生是在1997年温州市历史学会年会上,彼时他是瓯海区文联副主席,正忙着筹备瓯海文博馆(现龙湾文博馆)。此后,他曾让我陪同到永嘉一些地方访碑。

再后来,吴老师给我看他《温州访碑录》初稿,征求我的想法与建议,并让我帮他的前言中英文做些润色。我对照他的前言,发现英文翻译很不到位,于是就按照该书稿的内容编排与我自己的理解,对前言中文做了大幅度的修订,并自己撰写了一篇没有完全对照中文前言“翻译”的英文前言。

温州南宋时期,文化发展到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峰,俨然成为“东南邹鲁”。散布在温州各地的碑碣则忠实记录了千百年来温州地方历史沿革、人口迁徙、气候灾变、神祇信仰、抗元抗倭、禁毒禁赌、修桥建祠、典章告示、案例审单、合同协议、官方禁令、吏治整顿、人文教化、水利交通、植被环保及士绅行状等人文轨迹与历史讯息。借助地方文献资料的线索,通过对碑刻等文物的系统研究,我们可以追溯瓯越先民的历史生活场景与民间风土习俗,系统了解多元文化碰撞、交融与凝淀的温州。

温州历史上曾多次有过碑碣文字的择要征编工作。据粗略统计,明《弘治温州府志》入编碑碣93篇,《万历温州府志》47篇,清《乾隆温州府志》133篇,《东瓯金石志》28篇,《光绪永嘉县志》129篇,其中内容重叠者占相当一部分。由于历史资源与条件所限,志籍所录内容多有节略,首尾题署有欠完整,至于质地、形制、尺寸、所处具体位置等,也基本失载。在野外调查过程中,吴先生目睹承载历史沉淀的碑碣被用作洗衣板、踏跺石,甚至沦入猪圈或茅厕,痛感乡土传统文化的斯文沦丧,而农村宗谱在谱叙中经常出现口耳相传、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,记忆的、口播的、转述的逸闻故实有很多彼此之间并不能相互印证。这是对民族文明证据的销毁,瓯越子民也就部分遗失了可以追溯先民如何迁移、地域文化如何传承、乡土历史如何发展、民族文化如何演进的历史物证。这进一步增强了吴老师要加快访求、搜寻、研究、整理温州碑刻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。

为深入研究温州碑刻文化,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,吴明哲先生对温州市郊以及整个浙南地区展开全面的野外调查,足迹遍布温州各地,东至洞头鹿西岛,北至乐清市智仁乡、永嘉张溪乡云居寺,西至永嘉潘坑的岩寮、瑞安湖岭的潘山、文成南田镇武阳、泰顺司前;南从平阳钱仓沿海岸线经舥艚、赤溪、马站直至温州最南端霞关,累计行程1万多公里,共发现碑碣、墓志等600多件,拍摄各类照片3000多帧。尤为难得的是该书收录了平阳顺溪陈氏大屋发现的晚清孙锵鸣、孙衣言、左宗棠等名家的碑文,还有明代张璁、王瓒、王名世等历史名人撰写的碑文,有墓志、书院、渡规、禁碑等等。

2004年12月,吴明哲将部分访碑集结成册,编为《温州历代碑刻集二集》,列入温州地方文献丛书出版。该书出版后,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,普受社会各界好评。同好者纷纷要求,能否在此基础上,将新发现碑碣连同拓片一同整理出版。将近年新发现的研究成果与有志于温州地方文史研究的同仁分享,也正是他多年的夙愿。试举几例,如瓯海区屏山明隆庆元年《本府遗安黄爷审单碑》(知府黄遗安,史料失载),内中详细记述了断案过程,是具体执行《大明律》的物证。清乾隆六十年浙江按察使秦瀛撰刻《奉宪勒石》碑,《光绪永嘉县志》卷24又名《禁止庄长告示碑》,同文六刻。清嘉庆元年(1796),东瓯敬义堂刊有《除庄长原稿》,公开争论申禁生监作庄长、殷户作地保的陋规。由于庄长制有利于地方官下乡供应,免除催科不力之咎,而书吏得以借此发家致富,故有识之士多次要求禁革,但都不能获准,直至秦瀛从温处道升任按察使后才得以解决。六处立碑的事实反映消除积弊、禁革苛政的艰难。清乾隆五十五年《唐宅曹碓路下驮潭创造水碓碑》,既记载了温州千年纸山竹纸制造的有关情况,也为股份制研究提供了实物史料,新华社曾作专题报道,并认为该村民合股建造水碓,立碑作契约,无疑将改写温州的股份经济发展史。平阳发现陈大齐撰《鳌江公学后记》,除证实《王海髯先生年谱初编》平阳留日学生陈华、陈大齐(百年)、朱希祖(逖先)和龚宝铨“自日本归,创鳌江小成学院”的史实外,还证实陶成章《浙案纪略》“先是,龚味荪偕其友陈大齐亦至温州运动,寓于平阳古鳌头之小成学校”的记载。

此次编撰的《温州访碑录》共收入碑碣(墓砖)306件,其中旧永嘉县(鹿城、瓯海、龙湾)139件,旧乐清县(洞头、玉环)27件,旧瑞安县(文成)79件,旧平阳(苍南、泰顺)61件。

碑碣历经风残雨损,从访寻、传拓、文字辨认到反复通读、句读、誊录、打印,注明碑碣来源,工作量巨大。以泰顺县司前畲族镇里光村《义田小引碑》为例,短短500多字,竟辨认了半个多月(里光村是晚清泰顺大儒、《分疆录》作者林鄂的老家,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英士大学医学院旧址)。为提高工作效率,编者自制白色粉料,上石后十来分钟自行凝固,待拍照后,三五天内自行脱落且无损碑文,为野外访碑工作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方便。

编著《温州访碑录》的价值不仅在于访寻拾遗散落各处的碑刻,而更重要的在于诠释碑刻的意义。此书收录的许多碑碣,由于历史上文化运动的洗劫,有的躺在猪圈边,有的沦为洗衣板,有的陷入铺路石,吴先生凭着对乡贤的恭敬与文化的自觉,一方方拓摩,一字字解读,一条条注释,并且深入考证,凭着书家的修为,结合史学的严谨,做到碑地与碑文碑史互证,重光温州乡土人文的历史印迹。

《温州访碑录》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,如没有按照碑刻内容来分类编排,部分碑刻缺字却没有在文字中标明空格,而有不少地方句读尚待进一步推敲等等,这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,为研究温州社会发展史、地方史等,具有相当切实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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